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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外教授唐晓敏:读这五篇文章教你学好真正
发布日期:2018-08-08

  北二外教授唐晓敏:读这五篇文章教你学好真正的语文第四,中心论点,有两种主要的的表现形式:指示型中心论点和包孕型中心论点。指示型中心论点是指由文章里的一个现成句子来表达的论点,只要我们细心揣摩文意,通过阅读思考,可以从文章中划出这个中心论点的句子来。有一些议论文,无论怎样分析、寻找,也不能从文章中找出可以作为中心论点的现成的句子来,这种融汇在文章之中,要读者自己经过阅读归纳才得出来的中心论点,就叫做包孕型中心论点。这就需要我们在认真阅读文章的基础上,通过领会、提炼、归纳,得出中心论点来。

  梦梅翻译的儿童剧《茹克勤》(载1934年《河南教育月刊》第四卷第三期),依据的是德国作家FrisabethGraefinGraeben创作的剧本,在标题下还特意注明“又名《小红帽》”。剧本的主要情节都来自格林版,而为了适应舞台表演,在对话方面增添了许多内容,又改动了部分情节,如在狼肚子里填入石块的由原来的小红帽变成了猎人。最后则由小姑娘“茹克勤”(小红帽)现身说法,“(微向前走几步,向观众)小孩们,要听话:母亲的嘱咐,千万不要忘了。我因为不听话,几乎被狼害了。母亲的话,母亲的训教,好像是安全坦平的路道,大家要记牢!”充分体现了儿童剧寓教于乐的特点。

  陶行知也主张阅读小说,他反对只学教科书,认为语文的教科书没有什么用处,不如读小说:中国的教科书,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学生读了一课,便以为完了,再也没有进一步追求之引导。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孙漂流记》一类小说的时候,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夜晚,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读完了才觉得痛快。中国的教科书是以零碎文字做中心,没有这种力量。

  ⑵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的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留住他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基因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的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考究一下近年来的新课标作文卷,我们可以发现“材料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则小故事”,从本质上说,材料作文的阅读和小说阅读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对文章或者文段进行提炼之后解读,然后进一步表述个人看法”。那么,在阅读技巧上就应该有很大的共通之处。所谓“一法通,万法通”,材料作文同样可以理解为文章中某个精简的片段或者是全文的浓缩,只要你掌握了小说阅读的方法,以共通的阅读方法或许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准确理解材料内容”这个问题,找准“最佳立意”就变得容易了。之后有机会我会再尝试以诗歌鉴赏方式来谈谈如何突破哲理类材料作文的最佳立意,或者以现代文阅读的方式来寻求时评类材料作文。当然,这些都是个人的浅陋看法,如有不到之处,还望指点一二。

  虽然钟敬文此后并没有继续深入,但他在资料整理和类型概括方面所做的探索还是给了后继学者很大的启发。从三十年代初就和钟敬文展开通讯交流并互相寄赠书刊的德国学者艾伯华,利用在中国考察时所搜集到的大量资料,在1937年出版了一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王燕生、周祖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在“动物与人”大类中就包括“老虎外婆(老虎和孩子们)”这一类型,而所列的参考资料也有钟敬文主编的那本《民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在为德国编纂的《民间故事百科全书》撰写“钟敬文”条目时,艾伯华也郑重介绍过《中国民谭形式》一文。另一位受到钟敬文影响的是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他在1978年编纂《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李倞、商孟可、白丁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在“一般的民间故事”大类中也列有“老虎外婆”一项。他在《中译本序》中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特别提到“中国民间故事的采访、搜集和研究,起步较迟,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当时许多前辈,如钟敬文、赵景深等诸位先生,已经注意到中国故事和印欧故事有许多相似处,初步作了一些分类”,藉此略表饮水思源之意。钟敬文和艾伯华始终缘铿一面,和丁乃通也仅有一面之缘,在两家论著中译文问世之际都不辞年高体弱,热情撰写序言加以介绍。将他们三人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就是诸如“老虎外婆”这样流传于各地的民间故事,而如果再继续追溯寻绎,当然也和“小红帽”故事的译介不无关联。

  这时候大人物来到了,村民给他看他们猎杀的狼,可是大人物却说这不是狼人,狼人受伤了会化成人形,自己的妻子就是狼人,所以自己把她杀了还给自己的女儿编造了美丽的谎言,并和众人说现在是血月,如果让狼人咬一口就会变成狼人,而狼人很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人,众人却不相信,依旧以为他们杀了狼人,在庆祝会上,哼唧和卷发哥还有小红帽争风吃醋,之后小红帽向卷发哥表明了心迹,而这时候,血月开始了,狼人杀了村民并找到小红帽让她和自己走,要不然这个村子就会血流成河,小红帽只把这件事告诉了信任的朋友。

  二十世纪前期,虽然已经有了西式的学校教育,但当时的语文教育是“双轨”或“复调”的,特别是许多有文化的家庭,主要仍然是采用传统的语文教育方式。传统语文教育大致是这样:前一两年是识字教育;用一年或两年时间,让儿童认识两千左右汉字之后,就开始阅读经典。读的范围,包括儒家经典“五经”及《论语》《孟子》等,到南宋朱熹将《论语》《孟子》与《中庸》《大学》编在一起之后,儿童往往先读《四书》,一般是先读《论语》,再读《中庸》或《大学》,最后读《孟子》。《四书》读完,再读“五经”。

  把一部书全部读熟就不同了,开始读时不懂,读多了渐渐懂了。比方读《论语》,开始碰到“仁”字不懂,“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4次,当读到十几次“仁”字时,对“仁”字的意义渐渐懂了,当读到几十次、上百次对“仁”的意义懂得更多了。因为熟读背诵,对书中有“仁”的句子全部记住,有“仁”字的句子的上下文也全部记住,对于“仁”因上下文的关系而解释有变化也罢,对有“仁”字的词组因结构不同而用法有变化也罢,全都懂了,这才叫“立体的懂”。可以说,周振甫已经把道理说得非常清楚了。甚至,学习过汉字的日本人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日本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汤川秀树讲自己小时学习汉文典籍的经历时,就说:入小学以前,就学了中国的各种古典,其实只是跟在祖父的后面吟诵,开始当然是不懂,但奇怪的是,虽然没有人教,后来竟也似懂非懂了。

  二是一边在学校就读,一边读私塾或家塾。如宋史专家徐规回忆说,他幼年入鹤浦小学学习,同时在父亲指导下,“课余熟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四书集注》《古文观止》等书;点读《御批通鉴辑览》,日写大字数纸,寒暑不辍;闲暇时,浏览《水浒》《三国》《红楼》《西游》《聊斋》等小说。”再如,著名古代园林专家陈从周十岁进入一所美国人开的教会小学上学,但他母亲为了让他有中文功底,却将他托付了一位老先生,让他学习古文,他每天放学后要读古文,陈从周将这种学习生活叫做“洋学堂外加半私塾”。

  人生在世总不是什么都会的,人这一辈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尝试,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过程,交易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在所犯的错误中寻找正确的答案,人都是在进步的,错误并不可怕,可怕是错误发生之后你不纠正,然后就觉得我做不好啊什么的,放弃了,我想说的是一件事你能放弃,那么千千万万件事你一样会放弃,你认为自己做不到,做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当你犯错后资金的缩水、心理的煎熬!不过交易之路漫漫,随波逐流者多之!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城,市场风云,变幻莫测,定其心,观其势,谋定而后动,不乱于心,不困于情,运筹帷幄之中,方能决胜千里之外。怀疑能过滤风险,但也同样能错失机会,要想抓住机会,就要勇于尝试。若胸无大志,纵使贵人相助,也终将难成其事。

  一是先读私塾,后进学校。如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童年时在家里接受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私塾先生,朱光潜从六岁到十四岁一直追随父亲学习。十五岁开始去读了小学,读了半年高小,便升上了桐城中学。程千帆在家学习数年之后,也考取南京金陵中学读书。霍松林四岁时,他的父亲即教他背熟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课本。接着循序渐进,从《论语》开始,熟读群经诸子和历代诗文名篇,并作对联、诗、词、散文。在家中读书直到12岁,他父亲才送他到新阳小学接受现代教育。

  其中当时还是信息论创始人的克劳德·香农在撰写论文时,主要参考的是乔治·布尔的《思维规律的研究》,而布尔本人自诩为哲学家而非数学家,他自称跟随着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脚步,而其建立的奠定数理逻辑基础的「布尔代数」,则沿袭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逻辑论。就如同笛卡尔用代数解放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使其得以超越空间直觉,用符号和公式替换几何演示,进而推动了微积分的发展。布尔则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符号化」,把逻辑从人类直觉中解放出来,打磨为绝对客观的数理逻辑,进而形成了现代计算机 CPU 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算术逻辑单元。

  不难看出,与当时的学校语文教育相比,私塾教育有其突出的优长之处,这就是高质高效。私塾教育所选的都是第一流的作品。程千帆的伯父教他的时候,所选的教材是《诗经》《左传》《论语》《孟子》《通鉴》《文选》《古文辞类纂》等书,这些著作,现在大学中文系学生也不是都读过。敏泽就说到:“五年私塾教育便是我最早接受的、并且给我终生留下的难以磨灭影响的语文和文化教育。这五年私塾所学到的东西,说实在的,比后来的正规大学中文系四年所学的东西都要多。”这是符合实际的。

  2007年,“城乡环卫一体化”的浪潮“席卷”全国,目的是为了彻底解决农村“脏、乱、差”的情况,而农村生活环境问题也一直是全国各地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王欲进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政府找到我,希望我们小红帽能够承接农村保洁项目。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农村保洁,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为难。但是在政府部门的不断鼓励下,我毅然接下了这块硬骨头!”

  “小红帽”故事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出自德国学者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格林版对佩罗版做了重要修正,小红帽祖孙最终因猎人出手搭救而化险为夷。这样一来当然更符合儿童的阅读趣味,因此也更受汉译者的青睐。孙毓修从1909年起为商务印书馆主编《童话》丛书(见上图),在第一集中就收录了根据格林版编译的《红帽儿》。刘海蓬和杨钟健合作译述的《德国童话集》(文化学社编译所,1928年),则将作者署为“德国格利姆”,收录的最后一篇就是《小红帽》。郑寿麟所撰《德国志略》(中华书局,1929年)专门设立一章《德国童话选》,提到“德国的神话与童话,多不胜纪”,“其最为著名而流行最广的,可算是格林姆兄弟(BruederGrimm)所传的《德国神话集》与《德国童话集》”,随即翻译了包括《红帽儿》在内的三则童话。书后所附《参考书籍索隐》也注明,所译《红帽儿》等“原文见格林姆兄弟的《德国童话集》”。泰伦译《小红帽》(载1930年《学生杂志》第十七卷第八期)采取双语对照的形式,在标题下直接标注了《格林童话》的世界语拼法“FabelodeGrimm”。陈骏翻译的童话集《跛老人》(开明书店,1932年,见左下图)中有一篇《红斗篷姑娘》,据卷首顾均正的《格林故事集序》,可知也出自格林版。而像魏以新译《格林童线年)、张亦朋译《格林童线年,见右下图)、丰华瞻译《格林姆童话全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年)等,虽然有的依照德文本翻译,有的则据英译本转译,但从书名就可推知其渊源所自。至于韦玉翻译的《小红帽》(载1940年《小主人》第四卷第十七期)、品士翻译的《小红帽儿》(载1927年《晨报副刊·家庭》第1996期、2010期),尽管并无明确交代,但略作比勘,应该也是根据格林版翻译的。

  在世界范围内,00 后应该是第一代「土生土长」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环境中的数字原住民,但对于「00 前」的一代人,在他们还未被互联网包裹的成长环境中,整个社会环境对网络的态度是更「中立」甚至「负面」的。今年 23 岁的文章作者回忆起他小时候对互联网的印象:垃圾邮件、网络诈骗、病毒、网页上各种链接、聊天室,在学校里还定期有专家开讲座,叮嘱学生要避免色情信息、聊天室的危险、网瘾的坏处……总之对网络的态度就是「如无必要,尽量避免」,但不到十年,整个社会对网络的态度就调了个头,从「尽量避免」调转为「如何玩转」,人们开始以「玩得转互联网」为荣,并将它视作像水一样必要的存在,而非过去的洪水猛兽。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在作者看来,是一种带有讽刺性的虚假,它折射出的是,他们这一代人自我形象的建立将基于自己描绘出的形象而非真实的自我,他称之为 Instagram 一代。

  程千帆先生所接受的也是这样的教育。他跟伯父学习,后来回忆说:“我们伯父对我们要求很严,虽然我们只是十几岁的少年,但学习的起点很高。他认为当时一般私塾常读的书如《古文观止》等都是俗学,而教我们的则是为打好国学基础的一些经典著作。因此,我当时作为正课就读了《诗经》《左传》《论语》《孟子》《通鉴》《文选》《古文辞类纂》等书(显然不可能全然了解)。此外,还泛览了许多书籍,甚至像吕坤的《呻吟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训》、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之类,也认真看过。每天写大小字、作日记,每周作文,也有严格规定。”这是非常严格的正规的古典训练。

  王运熙讲:“我五六岁时,他(父亲)即教我念一些唐代绝句,引起我对古诗的爱好。我在九岁时初小毕业,父亲叫我留在家里在他指导下学习,以读古书为重点。这样一直到15岁进高中前后五六年时间里,我先后读了“四书”、《诗经》、《尚书》、《左传句解》、《史记》(选本)、《楚辞》、《古文观止》、《六朝文挈》、《古文辞类纂》等文史古籍。父亲略做讲解,主要让我自己诵读,每篇诵读数十遍,达到能背诵或接近背诵的程度。这样学习,开始时囫囵吞枣,不懂的地方很多,感到枯燥,往后理解能力逐步提高,大体能懂,就深感兴趣了。”

  ⑴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叶圣陶早年也主张读整本的书,主张用整本的教材做国文教材。他认为:单篇短章的教材将使学生眼花缭乱,心志不专,仿佛跑进热闹的都市,看见许多东西,可是一样也没有看清楚。并且读惯了单篇短章,老是局促在小范围之中,魄力也就不大,遇到了大篇,将会望而却步。如以整本的书为教材,虽然在短短数年读不了几部,但却可借此养成读“书”的习惯和能力。叶圣陶说的整本的书,主要也是小说。因为他说到:很有些人是因为“偷空看了《三国演义》”而获得了写作能力。

  我们常常给孩子讲字词的意思,也就是“解词”。其实,有经验的外国教育家也早就知道,解词教学徒劳无益。俄国的文学家也是教育家的托尔斯泰,自己的经历体会道这一点,他说:我们应该承认,最近两个月来我们不止一次地对此作了实验,每次学生都表现出强烈的厌恶,这证明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通过这些实验我才确信,解释词和词语和言语的意义,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对天才的教师也是如此,至于平庸的教师所喜爱解释的“好多就是不小的一大群”之类的解释就更是不必说了。解释一个什么词,比如说“印象”这个词,你不是在要解释的词的位置上加进另一个也不懂的词,便是加进一系列像该词一样不明白其联系的词语。

  李佳: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有一句名言说我有一个陪我读书的妈妈,我无比幸福。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你和孩子的相处过程,那么相处的时段,就是那么几年。在孩子们的心理,还有他的健康成长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父母的陪伴,和他们共同去阅读一些优秀的作品,比直接教他去做什么事情,能够起到更好的作用。而且那个孩子和父母在一起分享一本故事的时候,时而为主人公的命运开心、担忧,产生的所有情绪都有人认同,和他们共同的分享,孩子会觉得特别的安全,会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从父母的眼神、表情沟通当中,孩子可以获得一种认同,同时也正好也是家长向孩子们传达一种对事物认识的真善美的非常好的途径,比你直接去教他更加的润物细无声,更加的没有痕迹。

  对此,周振甫说得更明确、更细致。他写过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们怎样学习古文”,文章用“立体的懂”概括传统语文教育不讲“字词”的特点和优点。他说道:不论唐代人或是近代人,他们从小就能读懂古文,不仅会读,还会写古文和旧体诗。为什么现在人读懂古文会成问题呢?这当跟读法有关。我曾经听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讲他小时的读书。开始读《四书》时,小孩子根本不懂,所以老师是不讲的。每天上一课,只教孩子读,读会了就要熟读背出。第二天再上一课,再教会孩子读,读熟背出。到了节日,如阴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七月七日的乞巧节,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年终的大节,都不教书了,要温书,要背书。

  然而这种尝试未必都能被所有人接受,祖籍杭州的戴望舒在译文中也曾融入过一些吴地方言。在开明书店的初版中,说小红帽“在经过一座树林时,她遇见了老刁狼”;接着说外婆原本躺在床上,“因为有点不适意”;又说狼吞吃完外婆后,“老等那小红帽到来”。此后胡端曾评价戴译本“虽稍有遗漏,然就大体而论可以说很信实而且通顺”,并在自己的译文中沿用了“老刁狼”、“不适意”等词汇,借鉴参考了戴氏的译文。东京1.5分彩_东京1.5分彩平台_东京1.5分彩计划可是到了少年儿童出版社新版的戴译本中,上述片段却被逐一改作“在经过一座树林时,她遇见了狡猾的老狼”,“因为有点不舒服”和“专等小红帽到来”,意思虽然并无出入,却丧失了那份声口毕肖的鲜活灵动。在现代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之际,胡适曾设想再进一步倡导“方言的文学”,他在《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收入《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1年)中认为“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恐怕未必如其所料,戴译本遭到改窜恰可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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