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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股市汇市贸易战你疑虑的这篇文章全讲
发布日期:2018-07-07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金融风险正处于多发易发时期。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早在5年前,我国政府就已经对当前的问题、问题主要出现的领域、问题的严重性有了比较充分的估计,而且,早在几年前,我们就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管理风险措施。应当说,几年坚持下来,有些措施已初见成效。也就是说,目前市场上发生的大多数事态,基本上都未超出我们的预料,因此,一旦市场出现异动,我们也就能够快速反应,及时应对。例如,最近一段时期,我国若干市场发生了异常波动,监管当局采取了快速且力度很大的措施,市场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处理金融风险是高度复杂艺术,尤其是在监管体系乃至整个金融结构都在剧烈调整过程中,尤需小心。当下,包括银保监和证监会在内的监管功能在调整,“两监会”作为一个总体和货币当局之间的功能也在重新调整,整个货币部门同财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在重新界定,整个国内经济部门和整个对外部门的关系也要重新协调。客观地说,上述调整都还没有到位。在这样一个功能还没有完全确定的监管框架下,出现一些应对不及时甚至应对适当的情况,并不奇怪。

  其实,美国现在提到的贸易逆差,只要他改变一点贸易政策便可全部解决,只要他卖一些高科技也就是高价值的东西给我们,逆差极易消失,但是他不这么做,反而对我们指手画脚,这背后的问题就复杂了,已经超出了经济问题的范畴。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最近仔细研究了301调查的相关文件,他冷静地告诉我,其实,美国政府并非根据301调查做出的制裁决策,他们的很多调查实际上是很不负责任的。因此,我想说的是,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我们一定要丢掉幻想,以平常心去从容应对。

  今天的情况无非是历史的延续。这背后其实是全球治理机制的调整问题,是对于全球化向何处走的一个看法问题。中国始终强调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正是基于多元共赢的理念,我们有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把原来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领导的全球化中被忽略的一些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将它们联系起来。这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思路,完全不同的全球治理模式,所以与原有模式产生了冲突。这种思路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并不容易通过谈判来解决。

  李扬:中美间的经贸摩擦今年开始显露,但其实问题很早就已经存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二战结束不久,西方国家针对当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这些国家实施高科技领域、军事领域的产品禁运,中国就属于被禁运的国家之列。更应引起我们警惕的是,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东欧集团解体之后,巴黎统筹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瓦森纳协定》。该协定已经解除了对原苏东国家的禁运,但是对中国的禁运依然保持,且延续至今。我们提出这一点,是想提醒大家,二战以来,中国一直就被视为“另类”,因此,我们无须对当下美国的政策感到吃惊。

  李扬:中国目前并未发生金融恐慌。但是,在某些领域,某些时段,确已出现恐慌的苗头。从理论上说,对市场波动反应过度,便可认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恐慌。对照这一标准,我们尚未达到那种程度。金融恐慌典型的状态是2008年的美国,当时,东京1.5分彩_东京1.5分彩平台_东京1.5分彩计划雷曼兄弟破产,一下子触发了市场下泄的动力,出现那种情况,任凭当局如何解释,采取什么举措,都止不住市场下泄势头。与这种状况相比较,中国至多只是出现了一点恐慌的苗头。我们所以提出整个问题,就是要防止苗头演成趋势。

  事实上,关于中国的金融风险问题,我们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展开分析的。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就曾明确指出:我国“经济金融经过上一轮扩张期后,进入下行‘清算’期”,换言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上行期”,现在,由于经济规律的作用,经济增长总体开始下行,而且会延续一个不短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在经济上行时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可避免,那么,在经济增长的下行期内,由于水落石出效应,我们经济金融体系内积累的大量问题不断暴露,我们需要集中精力、财力,花去一定的时间,去加以处置。应当说,当前及近来中国市场中发生的诸多问题,正是上述规律的不断显现。

  典型的例子是债市违约。如所周知,论及中国债券市场的改革,大家一致同意,打破“刚兑”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舍此,便无法形成正常的市场纪律和市场规范,中国的债市便无法健康发展。2015年,市场上出现了债券违约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说,这都是中国债市走向健康发展之路的必要一步。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市场上却出现了相反的声音,有些言论将之视为市场危机。这种“叶公好龙”的毛病,在我们市场上多有存在。实际上,今年我国债市的问题,正是2015年问题的延伸,这都是中国债市打破“刚性兑付”的必要条件。当然,今年,债券违约问题不仅发生在国企身上,也出现在民企、上市公司,甚至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上,但是,“打破刚兑”的方向没有变。这就要求市场主体,特别是筹资主体,一定要让自己的信用和风险在市场上充分暴露,让投资者有一个理性选择的基础,只有这样,我国的债市才能是健康的。

  进一步分析,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实际上存在某种减函数关系,即,如果经济增长很快,则金融业便会扩张得更快。例如,过去近40年中,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5%,而中国金融业,按照资产规模来计算,则年均扩张15%;反之,在经济增长逐渐减速时期,金融收缩的速度一般会比经济下行的速度要快。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经济重大转型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下决心“挤泡沫”,需要去解决过去几十年高速扩张时期想解决,但是一直缓不过手来解决的一些问题,而且需要高度警惕这些问题出现某种“加速度”。关于中国股市汇市贸易战你疑虑的这篇文章全讲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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